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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伪则世道诡诈，愈治愈乱。

所以，孔子既将仁作为人生矢志不渝追求的道德目标，强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老子以道为核心，抨击异化的仁义礼智。面对如此乱局，儒道都企图开出一剂救世良方。

乃因为道的根本是仁，仁者、智者、勇者都是以道一以贯之。这是一种知性的自我，知性自我是心理、行为、态度、原则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这就需要将汉唐经学、佛教、理学置于一个三角关系中进行思考。

虽哭，此心安处是乐也。从这些注释，更可以看到伊川与鲜于侁谈孔颜乐处的针对性：其实鲜于侁答乐道而已正是引旧注为说，而伊川恰恰与此理解不同，他顺承周敦颐的讲法，直接提升了乐的地位。[22] 作为本体的乐并不离开现实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即使痛哭，如若是心安，那也就是此本体的正常展现，本体之乐并不会因此苦而丧失。二是，范仲淹对张载讲名教可乐，其实也揭示出乐这一问题在儒学史上是一个老问题，这一老问题在新的时代又再次被点出来[9]。

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阳明学面对的乐的主体，其个体性更强，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对个体而言，纵乐成为一种可能，也称为一种追求，欲望意义上的乐少了制约，也变得更容易实现。只不过范仲淹和三先生等人还没有对这一问题提出新解释，真正给予创新性解释的还是周敦颐、二程以降的理学家，他们普遍的将这一问题与理学家所追寻的道天理联系在一起。

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18] 朱子将颜子之乐视为功夫到后的境界与气象，实做求仁的功夫，循理就可以获得超越世俗的乐。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厚无间隔。当然，按照理学家的讲法，要达到这种境界，就需要功夫，能够造道，实体会到此种乐处，而不是仅仅靠言说。而阳明则直接将此乐视为心之本体，人心本来与万物为一体，有此一体，就有此一体之乐，功夫就是复其本体，本体即复，乐亦自来。

宋代理学在孔颜乐处这一问题上同样具有精英化的倾向。而今且只存得这意思，须是更子细看，自理会得，方得。如此，可以理解为何周敦颐等理学家如此重视孔颜乐处这一话题，这一话题在当时具有普遍的针对性。[36]这里与名教乐地对应的是现实中世俗的田猎、游戏之乐，而要达到名教之乐，则需要由礼进德。

[35]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周敦颐这里所点出的天地间是值得注意的，颜子追求的是天地间的大者，此大与小的对举也不是一般现象意义的大小，追求此大、实现此大之后有一种独特的心灵状态，能够心泰而无不足。

随着明代心学的展开，对孔颜乐处的论述就变得更加密集，乐的地位也更加突出。[10]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34页。

理学兴起之前，儒者在诠释孔子与颜子的乐时，直接解为乐道，贫而乐在他们看来就是乐道，如：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者，言学者之志，乐道忘饥，故不暇求其安饱也。[21] 朱子也强调乐能达到与万物为一，但这是穷尽道理后的内在感受。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太极图》及《图说》对二程的影响，二程未明言[6]，但二程却直接点明了在孔颜乐处这一命题上对周敦颐的直接继承。陈来先生特别指出，佛老对儒家的挑战，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如何对待伦理关系，而在于面对人的生存情景及深度感受方面的问题提供给人以安心立命的答案。佛教不仅指出了这种苦，而且提供了摆脱苦的一套方法，尤其是净土给普通老百姓提供了具体的方式。

正因为此，佛教在唐代庶民化具有内生的动力和必然性，佛教在唐代得到普及，影响不仅在士大夫阶层，更广泛深入民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11] 在周敦颐看来，君子并不在乎现实中的富贵，而是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周敦颐集》，第41页）。[7] 关于这一问题，参考王琳琳：《范仲淹与孔颜乐处》，《沈阳教育学院学报》第9卷第4期，2007年8月。

要觉民行道，就需要满足民的内外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明代理学更加庶民化，乐直接变成了心之本体，乐之获得，方式也比宋代更加简易。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尝有所减也。

[26] 申祖胜：《宋明理学中的乐学思想考察———以王阳明为中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5页。佛教四圣谛首揭苦，认为众生皆苦，无论是八苦还是十六苦，都描述了人生在世所能面对的诸多不如意。又云：五道众生，共在一大狱中。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

其实，乐的问题在宋代新儒学的先驱处就有所涉及，如范仲淹就十分关注乐的问题[7]。儒学本有内圣外王两个面向，然汉唐儒更注重发挥儒学外王的一面，专注于典章制度一面。

宋代新儒学的先驱，无论是范仲淹还是三先生均有困穷苦学的经历[8]，而在此经历中能思颜子之乐，在一定意义上将此乐所面对的现实境遇凸显了出来。阳明后学论乐颇多，王畿、王艮、罗汝芳等多沿阳明论述的方向讨论此本体之乐。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进入专题： 理学 。

何其所造之深也![13] 陈来先生解释此条时讲，‘道并不是乐的对象，乐是人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所自然享有的境界的精神和乐[14]。[4] 吾妻重二先生对周程授受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审视。可见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在二程后人看来，有着独特的思想位置。[2] 向世陵：《理学、儒学、经学与阳明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3页。

不有释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论者不责衰代之俗，而尢释氏之盛，则是抱疾之夫，而责其医祷攻疗者也。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再无法安顿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28]，阳明学则尝试为虚无个体重塑伦理生活，把孤绝的个体再次编入伦理秩序当中。

）[20] 朱子并不认为乐道的讲法完全不对，只是在他看来，需要讲得更精准，否定乐与道的关联，就可能入禅，所以朱子强调功夫之熟与得此乐的关系。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参见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35页。理学的发生与展开，既有观念上的逻辑演进，也有思想史上的根源性问题的推动。